冲突、妥协、兼容-上世纪三十年代四川巴塘格桑泽仁事件始末

文/编辑：nirvana

前言

在近代康区历史发展进程中，多种矛盾交织、多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历史事件丛生，几大利益集团不断在冲突、妥协、兼容中逐渐推进康区的现代化进程。

1930年6月，四川甘孜县大金寺与白利土司之间因土地差民争端引发的“大白事件”（这事情以前我写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链接阅读），在冲突中事件持续升级，继而形成了康、藏之间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此次纠纷贯穿了整个30年代，直到1940年才完全解决，对康藏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且在此过程中，又发生了另一件突发事件，那就是在“大白事件”的关键时候，1932年2月，受到蒋介石、戴季陶、龙云等人支持的国民党西康省党务特派员格桑泽仁，在巴塘提缴当地驻军枪械，成立西康建省委员会和西康省防军司令部，随后又和藏军发生武装冲突。

虽然格桑泽仁事件很快被平息下去，并且加速了西康建省的速度，但是格桑泽仁提出的 “康人治康”、 “地方自治”等口号，对后来西康建省后的一系列冲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康区随即发生的 “诺那事件” 和 “甘孜班辕事件”，当事者均提出了格桑泽仁所提出的 “康人治康” 的口号。

壹

格桑泽仁（1904-1946）

格桑泽仁，藏族，汉名王天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出生于四川巴塘，原籍云南丽江，由云南迁往川边巴塘已有五代。

1906年，因“凤全被戕事件”入主川边的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开始在西康大刀阔斧的实行“改土归流”，而教育改革也是赵尔丰的改土归流实施计划之重点。

旧时的川边地区，因为闭塞的交通和复杂的民族关系，导致和外界交流极少，教育相对落后，那时，川边的教育基本上是由寺院僧人和土司头人所垄断，普通民众是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的。

在清康、雍年间，为了照顾来到本地的内地子弟读书识字，曾于巴塘办了一所义学，但时断时续，甚为鄙陋。

巴塘旧照

1907年赵尔丰在西康地区设立“川边学务局”，1908年在巴塘创办初等小学，兴学之初，当地藏族人对学堂教育茫然无知，对让子女入学堂学习更是存在着诸多误解。 所以一听说设了学堂，要送幼子入学就是被抓去当差或者是支乌拉，普遍都不愿就学。

于是要么将子弟藏于寺庙、山上，有的甚至将孩子直接送往偏远的牧区躲避入学；跑不掉的则向地方官递禀求免，稍微有点钱的就雇贫家子弟入学顶替。。。 为此赵尔丰是伤透脑筋，读个书有这么难吗？于是便采取强制与倡导、奖励相结合的方式让当地藏族人进学堂念书。

学务局总办吴嘉谟更是广募通译督同劝学人员奔走于冰天雪地之中多方劝导，并在巴塘、理塘两地有汉民之处，先设学堂数处，令塘兵、商民及土司头人子弟年龄及格者入堂学习，格桑泽仁的父亲因是巴塘的总保，自然必须带头让子女上学，所以年不满五岁的格桑泽仁便成为这个小学的第一期学生。

辛亥革命后，美国耶稣教会又在巴塘开办华西学校，格桑泽仁转入华西小学学习。1915年毕业后，格桑泽仁曾学习经商，但不到一年，他就觉得经商一点兴趣都没有，于是弃商再次就学。

1917年格桑泽仁私自跑到云南，考入云南昆明中学，在这里学习了国文、讲经、修身、历史、地理、算术、格致、体操等课程。那时的他已经精通汉藏两文，并且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话。

1920年，巴塘发生规模较大的抗差抗粮斗争，县长被杀。这时恰恰格桑泽仁中学毕业回到巴塘不久，因为本来就性格外向，能说会道，接触了不少人，其中有个竟然就是杀害县长的凶手，于是格桑泽仁也被怀疑为凶手同谋，你说再怎么能说会道，格桑泽仁也不过是16岁的半大孩子，吓得当夜就逃跑了，然后在云南、昌都宁静县等地区呆了近4年。

1924年刘成勋任西康屯垦使，创办“西康军官传习所”，网罗藏区人才，格桑泽仁觉得这是一个重返家乡的好机会，于是乘机考入“西康军官学校”。刘成勋在西康败走后，格桑泽仁又转入刘文辉所创办的二十四军政治学校第四期学习。

毕业后格桑泽仁任西康屯垦使署宜慰员，二十四军边务处参议。在这期间，他创办“西康国民协进会”，写了《边人刍言》，也就是在这时，格桑泽仁在书中提出了“藏人治藏”、“边人治边”的理论。

贰

1927 年，蒋介石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即深刻感受到蒙古和西藏事务的重要性。1928 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白云梯即要求中央政府增设蒙藏部，以处理原蒙藏院所涉事宜。

南京国民党府这时也请了班禅手下的官员贡噶扎西去南京参加蒙藏委员会。贡噶扎西抵重庆后，因不懂汉话，交往十分困难，需要一位翻译，格桑泽仁精通藏汉语，因而被推荐充任此职，随贡噶去南京。

格桑泽仁

到了南京后，格桑泽仁以班禅行辕翻译的身份，来往于国民党上层人士之间，为国民党所重视，拉他加入国民党，成为藏族青年中第一个国民党员。以后在班禅行辕办事处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推荐下，由翻译又升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兼藏事处处长，后又被任命为蒙藏周报社副社长，是年冬到东北拜访九世班禅。

刘曼卿

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国民党政府文官处的一位女职员刘曼卿。刘生长在拉萨，为清末驻藏大臣手下一文案刘华轩之女，精通汉藏两种语言，两人相见后相互爱慕，不久便结了婚。

格桑泽仁在南京期间，结识了一批在南京的藏族上层人物，并以西康省民众代表的身份，到处发表演讲，宣扬“康人治康”、“藏人治藏”，一度引起蒋介石的重视。

格桑特别注重藏族青年，积极鼓动他们到南京及内地去学习。在他的极力宣传下，仅1932年前后，巴塘一县去南京读书的就达五十多人。其他诸如康定、云南等地藏族青年到内地求学的为数也不少。格桑利用这批青年学生组织一个“藏族青年励进会”，自任会长。

格桑泽仁（中）刘曼卿（左）与友人合影

参加该会的也有在南京的青海、云南、西康、西藏各地的上层人物。格桑泽仁以“励进会”为笼络人才的基地，蒙藏委员会为招牌，把西康的藏、汉族青年分别送往各地培养。有的送南京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有的送到东北张学良办的东北军事学校，有的送到山西阎锡山办的太原军事学校，有的还出国留学。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了他的亲信和骨干。格桑泽仁本人因此也威信日渐提高，更加为国民党南京政府重视。

早在1928年8月的时候，格桑泽仁和班禅代表贡噶扎西就向国民政府请愿，希望改康区和西藏为三个行省，即以西康原有47州县为西康省，前藏原有范围为前藏省，后藏原有范围为后藏省。

次月，南京国民政府也发布了西康等区改省并组织省政府令，但是直到一年后，也就是1929年，国民政府致电当时的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询问“西康近况及组织省府意见”，刘文辉在给蒙藏委员会的《西康建省办法建议书》中却指出筹建西康省的时机还不成熟，其深意是要先解决当年清末民初之时，西藏和康区的边界问题。而且当时的刘文辉，志不在西康，所以对西康建省这事并不热心。

诺那呼图克图

而西藏地方政府仍然坚持晚清以来的态度，反对西康建省，当年与班禅关系密切的诺那呼图克图和格桑泽仁被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时，达赖方面就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予以撤职，或调任其他职位。

叁

1931年前后，四川军阀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等相互混战，蒋介石想占据四川，夺取西康，全面控制西南，设法在四川、西康寻找代理人，最终选择了精通西藏事务，又是巴塘人的格桑泽仁。

蒋介石于1932年5月亲自接见格桑泽仁，委任他为“国民党驻西康的党务特派员”。又以“协助格桑泽仁工作”为名，加派了一大批国民党中熟悉西康情况的人随同前往西康，组建国民党党部。格桑泽仁也从各军政学校调回送往培训的藏族青年回康工作。

龙云

1932年冬格桑泽仁离开南京，为了避开刘文辉的阻拦，绕道昆明回藏。在昆明会见云南省主席龙云，要求龙云支持。龙云满口答应，并委任格桑泽仁为滇西宣慰使一职，特调派一个营的兵力，作为格桑泽仁的特派警卫营，另外调拨武器弹药若干，从军事上加强格桑泽仁的实力。

同年12月中旬，格桑泽仁统率浩浩荡荡的人马，取道滇西藏区的中甸、德钦行抵巴塘，当天受到巴塘僧俗大众的热烈欢迎。

其时，因大白事件，国民政府代表唐柯三和藏方代表几经商议，仍未能达成各方都满意的协议。国民政府遂暂时停止公开介入康藏纠纷，将其交由刘文辉负责办理，康藏两军再一次剑拔弩张。

恰在此时，川康边防军第二旅旅长马骕在康定被刺，马部士兵约300人全体哗变。康定兵变的消息传至巴塘，引起了连锁反应。

格桑泽仁记载说：“二月二十六日，康定来信马旅长因克扣军饷，士兵哗变，被驻军枪杀，市镇抢劫一空。。。人民惶恐，街巷之间，莫不窃窃私议。驻军遂诬（宣传干事）戴哴唏泄露军情，当被扭出大街枪毙。”因此激起民怒，入夜四处民兵大集，将驻军包围，巷战数小时，遂悉数缴械。

随后各县僧民代表一百四十八人，齐集巴塘，组织西康省人民自治委员会，成立了“西康省防军司令部”，格桑泽仁被任命为“总司令”。此后人们称格桑泽仁为“格司令”。同时还在巴塘建立了西康省藏区第一个国民党县党部。

格桑泽仁在巴塘立足之后，便大肆宣传“康人治康”、“藏人治藏”、“驱逐川军”等口号;同时扩充“西康省防军”人马，并于1933年3月9日在巴塘宜布成立“西康建省委员会”。

不久，格桑泽仁乘势占领盐井、乡域、稻城、义敦、德荣、中甸 等县，把原驻这些地区的二十四军官兵一律遣返回家。接着又撤掉原巴塘县长，委任亲信原蒙藏委员会藏事处一科长黄正清为新县长。

巴塘是赵尔丰“改土归流”较为彻底的地方，原巴塘土司的财产已被全部没收，格桑泽仁趁得势之机，悉将两土司原有土地，低价收买，据为己有，一举在西康成为一大实力派后，声名大震，引起西康、西藏另一些政治势力的不安。

特别是西藏地方政府更是担心格桑泽仁势力扩大后，像几十年前瞻对贡布朗吉企图的那样，西过金沙江进入西藏，因而欲趁格桑泽仁羽毛未丰之时，利用格桑与刘文辉之间矛盾日益加深的时机，暗地与住在巴塘的贡噶活佛联络，里应外合，发动突然袭击。

藏军一举占领了盐井，并突破了巴塘，企图吞并格桑泽仁部，进而东侵，占领康定以西一大片西康地区。但由于当年贡布朗吉事件后藏军入驻瞻对的所作所为，向为巴塘人民所忍惧。巴塘人常说：“宁愿当汉官手下的农民，至死不作藏官手下的农奴。”

格桑泽仁戎装图

所以格桑泽仁终于在巴塘群众的支持下，以少胜多，转败为胜，击退了强大的西藏军队的进攻，暂时保住了巴塘。但从此格桑泽仁弹药耗尽，大伤元气。后来康定援兵到时，本可再举收复盐井，只好罢休。

格桑泽仁后致电国民党中央汇报此事，并请示处理办法，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复电格桑泽仁称：“边事不堪糜烂，军民纠纷，望和平解决，万勿扩大，已分电自乾（即刘文辉）令驻康军阻止矣。

紧接着，不愿扩大事态的行政院，在召开第十六次会议后决定，提出由中央党部将格桑泽仁撤职查办。并称格桑泽仁擅称西康省防军司令，殊属不法，着刘文辉勒令取消，并解散所部，缴存枪械。并要求格桑泽仁“克日回京报告”。

刘文辉二十四军旧照

事件发生后，刘文辉除积极向南京中央请示外，也积极进行军事布置，增派部队到康听候调遣。然而，刘文辉仅仅借“格桑泽仁事件”增兵入康，并未直接向巴塘进军，而是先将这些兵力用于反攻藏军。

1932年3月底，川康边防军和藏军之间的战事再次展开。这次刘文辉耍了个小花招，他先派康定茶商姜兴元以书面及口头来向西藏方面代本琼让声明，说此次系驱逐格桑泽仁出境，对藏方并无军事行动，不必疑虑。结果刘文辉是突然集中军队，对藏军发起了攻击。

1932年7月底，藏军全面溃退，川康边防军随即占据金沙江以东德格、邓柯、石渠、白玉等县，双方决定议和。同时，南路藏军亦多次致函格桑泽仁所领导的南线武装“请停战”，随即双方停止战事。川康边防军也于此时派队到巴塘“接防”，并邀请格桑泽仁参加与藏方的和议。

1933年七、八月，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大军压境巴塘。由于格桑泽仁与藏军交战中，已经弹尽粮绝，丧失了仅有的可以和刘文辉部抗衡的资本，加之他在巴塘得势期间，耀武扬威，妄自尊大，特别是在低价收买土司的土地财产中，侵犯了巴塘上层人士的利益，致使他们对格桑泽仁十分不满。所以，在内外压力之下，格桑泽仁孤军无援，被迫交出巴塘的军队和政权，以永远退出巴塘为条件，最后达成了与刘文辉和平解决的协议。

肆

1934年春，格桑泽仁退出巴塘，逃往云南。他无脸回南京再见蒋介石，便以养病为由，住在云南丽江，意欲等待时机，东山再起，重返西康政治舞台。

格桑泽仁

格桑泽仁利用他在巴塘得来的大笔资金，联络康藏和成渝两地的大富商，组成康藏贸易公司。总公司设在康定，格桑泽仁的兄弟格桑悦希任总经理，甘孜的另一个大商人邓大吉任副总经理，股东有重庆“正和钱庄”大商行，藏族大商行甘孜的“甲本昌”，西藏的“帮达昌”，“萨都昌”。另外在成都、重庆丽江、拉萨、昌都、甘孜等地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不久又在印度加尔各答、噶伦堡等地设有办事处。

该公司的生意经西藏通过印度往西欧发展。1945年抗战末期，重庆各纺织厂的棉纱来源几乎遭到断绝，全靠这个公司由康藏转运印度的棉花支持。格桑泽仁利用格桑悦希的岳父拉萨索康在西藏的权势，保护商货来往的安全，使之畅通无阻。他征用乌拉，无偿占用藏族人民的劳动力搞运输，因而公司获得的利润是相当高的。

丽江旧照

抗战时期，格桑泽仁安居云南丽江养病，与刘文辉关系缓和，在川滇康边区重新树立起 政治威信。由于他深受全国人民抗日爱国的正义行动所感染，使他在云南、西康藏区，多次宜传抗战，并积极筹划募集抗日经费，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正义斗争。

抗战胜利后，格桑泽仁要求国民政府批准实施他在抗战期间多年苦心思索“开发计划”，如愿。他的“开发计划”就是开发西藏察隅一大片无人地区，修筑中印国际公路，从而达到以农养兵、巩固国防的目的。

他向国民党中央提出 的具体要求，是派六个团的兵力，由他指挥，不需得到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以“抗日救国”为口号，强行修路。再把滇、康、川、藏四省的公路相继修通，使整个西南的交通畅行无阻，活跃经济，发展生产，改变藏区的落后面貌。但此计划遭到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坚决反对，加之国民党此时正值积极准备内战，无心建设边疆，计划成了一纸空文。

抗战胜利后，格桑泽仁在政治上一度活跃起来。他的“开发边疆”计划虽未实现，但却受到社会上的重视。格桑泽仁也因此被选为国民政府参政委员。1946年在南京被选为国大代表。但此时他身体开始虚弱不堪，长期养病于青城山，实际成了国民党政权的局外之人。1946年6月5日，因肺病医治无效逝世，终年42岁。

总结

“格桑泽仁事件” 本质是反对刘文辉的统治，这是由蒋介石与地方军阀刘文辉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正是因为这个大矛盾的存在， “格桑泽仁事件” 以及其后的 “诺那事件”、“班辕事件” 等才得会出现次第发生。

在刘文辉退居西康并逐渐执掌西康大权，蒋无余力干涉的情况下，蒋介石插手西康事务的途径大多只能通过康藏地区的上层人士来实行，以图通过此来钳制刘文辉。

我们看到，这几次事变都是康藏的精英阶层在中央政府的暗地支持下，打着 “康人治康” 的旗号，反对刘在西康的统治。而事件发生过程中往往又穿插着其他地方实力派、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等诸多矛盾，所以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格桑泽仁在与刘文辉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当西藏地方政府大举进攻康区的时候，仍然能够以康藏大局为重，与刘文辉在南北两线抗击藏军，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而且格桑泽仁提出 “康人治康”、“地方自治” 的口号，并非是事变发生以后才应时提出来的，而有着其深刻的思想根源。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的联省自治运动曾一度风起云涌，湖南、四川、浙江、福建等省的许多地方实力派纷纷倡导地方自治，先后提出了“湘人治湘”“川人治川”“浙人治浙”“闽人治闽”等带有强烈地方自治理念的口号。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地方自治似乎阻碍了国家统一；但从另一层面而言，地方自治对于民族复兴、政治民主、国家统一，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作用。

这对格桑泽仁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心理暗示。身为地方民族精英的格桑泽仁，在得到南京国民政府重用的前提下，其固有的“康人治康”的心理，便愈发强烈地驱使其发动政变，以打破刘文辉在其家乡的武人统治格局，回报南京国民政府对其所谓的“恩情”。

格桑泽仁认为康区之所以发生混乱，是因为 “民国以来，川边镇守使坐守康定，无意治理全康。且常施压迫手段，虐我康民，处处表现民族间之不平等，故康人迭次反对。”

因此，“藏方遂乘机进取，用整个西藏民族独立为号召，并有援助康人自治之宣言，故藏军解决川军，康人均坐视不顾”，以致 “康地三分之二均被占领”。

格桑泽仁认为 “改西康为行省，首宜确定康人之参政权，省府委员中至少亦须加入过半数康人。” 以此 “藏方观之，亦相信中央平等待我，更加一番觉悟，所占康地亦自能交还康人，以符其昔日之宣言，决不致有任何之争执”。

显然，格桑泽仁将康藏纠纷归结于藏方帮助 “康人自治” 的认识有失偏颇，他所提出的康人参与政权后便能使藏方 “觉悟” 并归还所占康地的想法也过于幼稚，但从中不难窥见格桑泽仁 “康人治康” 思想的雏形。

格桑泽仁 “康人治康”、“地方自治” 的想法并非是要地方脱离政府，而是在政府统治的前提下，更多的借助本地的力量进行管理，即 “健全政府，直接中央，并与康人以参政权”。格桑泽仁认为防军应 “实行征兵制度，训练本地军队”，因为 “康藏人尚武成性，家家自备枪马，骁勇善战，若加以有系统之组织，则可节约经费，事半功倍”。

正是基于格桑泽仁的这些想法，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格桑泽仁贸然提缴了刘文辉部驻巴塘的武装，并积极组织地方武装，成立西康建省委员会和西康省防军司令部。可以说，“格桑泽仁事件” 是格桑泽仁对其 “康人治康” 思想以及推行西康建省的一个实践。

格桑泽仁事件虽然很快被平息下去，但格桑泽仁所提出的 “康人治康”、 “地方自治” 等口号，对康藏民族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格桑泽仁首次提出了 “康人治康”、 “地方自治” 的口号，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一些藏族上层人士积极参与到本地统治的热情。

1935年 “诺那事件”以及1939年的 “班辕事件” 中，均提出了“康人治康” 的口号。尤其是格桑泽仁的朋友江安西、刘家驹等巴塘人，更深受格桑泽仁言行的影响，积极参与到 “康人治康” 的实践中去，深深地影响了康藏历史的发展。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物资供给愈加紧迫。开辟经由康藏通往印度的物资内运通道已刻不容缓。国民政府此时无法统购统销康藏重要战略物资。而作为在川滇边区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这就为格桑泽仁以国民政府代表和边疆民族精英和商人等多重身份协调、推动汉藏贸易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和舞台。

格桑泽仁充当起区域与区域之间商贸关系的积极协调者。这与抗战前后格桑泽仁倡导康区地方自治的政治角色有很大不同。角色的转变既与密切战时汉藏贸易、国民政府统合西部各省区的意图不无关联，也是格桑泽仁将战时国家整体利益置于首位，号召西部各省区和边疆各民族消弭隔阂、一致对外，共同参与抗战救亡运动的切实表现，这一点也是值得肯定的。

参考文献：

曾文琼：格桑泽仁

罗先凤：赵尔丰与清末川边教育新政

何洁：1932年康区格桑泽仁事件浅析

格桑泽仁：康藏概况报告